南帆：代际与阶级：青年形象的理论坐标
编辑：admin 日期：2019-07-01 13:56:36 / 人气：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青年杂志》创刊号
《青年杂志》很快就易名为《新青年》——“新”是五四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发刊词这一段话已经隐含了特殊的期待：“青年”与“新”两位一体，他们是历史前沿最富活力的创造群体，承担了社会的真正希望。很大程度上，这些观点构成了当时青年话语的基本主题。由于险恶的文化氛围，陈独秀绕开了政治议题，这一份杂志声称试图改造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尽管如此，青年与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联系始终存在于视野之内。“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陈述的六个原则针对的是，青年如何自我塑造为民族国家的主人公。
研究表明，18世纪以前，“青春期”的划分尚未明晰。如同“童年”概念一样，“青年”的年龄界定及其固定命名可以追溯至一系列现代观念的运作。“作为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现代‘青年’概念，大约是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较之种姓、族群、政党，“青年”之间的彼此认同和内聚力远为薄弱，一个年龄段落的社会群体很少激烈地全面排斥另一些年龄段落的社会群体，所谓的“代沟”仅仅显现为温和的冲突。尽管如此，人们对于青春期的某些特征逐渐形成共识，例如感情骚动、焦虑和混乱、叛逆、心理创伤、恐慌、缺乏足够的责任性、冲击稳固的社会秩序，等等，这些因素同时与阶级、性别、种族混杂在一起产生作用。或许，“青年”的身份概念近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地位群体”。按照韦伯的分析，某个群体的“生活风格”或者“生活方式”对于社会“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青春期时常与不稳定联系在一起，但是，许多文化观念仍然倾向于正面肯定青年“生活风格”的象征意义。人们认为，青年是社会变革的先锋，青年的旺盛体能与活力、勇敢、创新遥相呼应。援引青年的“生活风格”比附民族国家的状态、性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流行的意识形态修辞方式。于是，这个相对固定的年龄段落成为一个令人称道的价值单位。梁启超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即是如此。梁启超对于“老大帝国”之称耿耿于怀，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少年中国”：“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在他看来，老年人因循守旧，忧心忡忡，由于年迈体衰因而保守怯懦，丧失了冲击传统秩序的勇气；相反，少年人瞻望未来，勇于破除成规，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进取乃至冒险的豪情，志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梁启超对于这种比附的解释是，“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只不过比附的语义轴心不再纠缠于古老而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而是蓬勃的青春激情。
梁启超
这种比附隐含的代际关系形成了青年/老人的二元对立，双方互为“他者”。中国古代文化之中，“自古英雄出少年”或者“后生可畏”的主题犹如吉光片羽。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除了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立志与悬梁刺股的发愤，多数人三十岁之前的业绩乏善可陈。而立之年是成熟的标志。儒家的文化秩序之中，“老人”拥有特殊的权威。老马识途，“老朽”并非谦称而是包含了显而易见的矜持甚至威严。青年不得不将“老人”视为模仿的偶像， “少年老成”之说是对这种模仿的褒奖。因此，“老人”已经隐含了阶序与辈分的优越感，追溯起来，这种优越感很大一部分源于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古典诗词之中的“青年”与“老年”时常形成奇特的张力。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年轻之际的长吁短叹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年老的时候，感慨韶华易逝，人生如梦，甚至“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只有少数英雄才可能享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对于大多数士大夫说来，“老夫聊发少年狂”也罢，“一事能狂便少年”也罢，青春年少仅仅是一段惆怅的忆念，犹如镜花水月。从“人书俱老”到“庾信文章老更成”，老成、老到、老辣甚至形成某种以“老”为轴心的美学范畴。
许多古代戏曲或者小说钟爱的主人公是那些赴京赶考的书生。他们多半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训之下为人处世，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很少显示出强悍的乃至带有野性的激进风格。《红楼梦》的贾宝玉终于拒绝了正统的子曰诗云、仕途经济，但是，他的叛逆隐藏于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习气和卿卿我我的形式之中，并非梁启超期待的那种气宇轩昂的形象。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对于暮气沉沉同时又等级森严的老人文化相当反感：“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喜欢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显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兴社会只能寄望于那些破旧立新、敢做敢为的青年。因此，毛泽东对于“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文弱书生相当不屑。1917年，毛泽东曾经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认为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孔武有力的体魄与发扬踔厉的精神相互呼应——这也是毛泽东倡导体育的意图：“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在他心目中，只有那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青年才能承担反叛的重任。换言之，毛泽东的真正兴趣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体育运动，他毋宁是借助体育召唤青年的某种强健人格——这种强健人格是古代传统文化所匮乏的。
五四新文学的确造就了一个崭新的舞台。尽管各种局部的文学异动此起彼伏，但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清晰地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段落。青年不仅开始担任历史的主角，而且接过了文学的旗帜。从鲁迅《狂人日记》的愤懑、《伤逝》的悲凉、《在酒楼上》的沉郁到郭沫若《女神》之中呼号咆哮的抒情形象，从郁达夫感伤式的倾诉到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人的“问题小说”；更大范围内，从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巴金的《家》《春》《秋》到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一批神情各异的青年形象出现在文学地平线上。不论这些青年形象寄身于哪一种情节、意象与思想观念，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摆脱了古典范畴。摆脱古典范畴的一个标志是抛开温柔敦厚的“中庸”，青春的一切表现——从激进、热烈、坦诚、愤慨到幼稚、失落、感伤、颓废——无不显现于前台，一览无余。
尽管如此，接踵而来的文化场域之中，文学与青年话语的互动很快出现了危机，阶级话语的介入意味了另一种视域的出现。这带来了新的历史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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