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外交：中国如何构建国家形象
编辑：admin 日期：2020-08-15 13:31:25 / 人气：
你或许知道中国人多，但不一定知道中国拥有十四亿人口，占比世界近1/5；你或许了解中国发展迅猛，但不一定了解中国GDP稳居全球第二，与排名三到六位的日德英法总量相当；你或许清楚“中国制造”无所不在，但不一定清楚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产粮国，也拥有世界上所有工业分类；你或许读过中国历史悠久，但不一定读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经腥风血雨，无惧外辱屹立不倒的坚韧；你或许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压力，但不一定感受过中国人安分守己、惟勤惟俭、敬天爱人的集体性格。
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已将中国送到全球各国公民的眼前；当下的疫情全球化，加速和扩散了这种呈现。中国以怎样的国家形象示人，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利益的国家形象？此时研究，正当其时。
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也要有比较固定的国家形象。这不但是宣传的需要，也是传递这个国家的施政政策，凝聚起国际认同与支持的重要途径。
国家形象不是任意设计出来的，它往往以该国国民的整体性格为基础，同时受到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实力的支持或约束，另外还通过持久的内外政策实践体现出来。但国家形象一旦形成并被广泛认可，它就会成为这个国家向外昭示的最直接、最形象的“标签”。如果这一形象是积极的，那么它就是这个国家软实力的最集中体现，而且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就像一种商品打造出了“金字招牌”，其价值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一．美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美国的“招牌”就是“自由民主”。其内核是其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体制，这本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以来在各种民主探索实践之中的一种，而且可能还不是最完善的一种，但在美国这个自诩为“山巅之城”的自我宣传下，它似乎成为当代民主的唯一范式，而且逐渐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标签。从一战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开始，到卡特总统提出“人权”外交，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不时出现各类“民主”、“人权”之类的主张，许多对外的政治干涉甚至是军事行动都假自由、民主的名义进行。虽然美国国内确实有这些政策与主张的真实信奉者，但实践中要推广“自由”与“民主”的理念总是被各种拿不上台面的自私考虑和公然的国家利益或明或暗地挤到一边，当前特朗普政府甚至赤裸裸地提出“美国优先”的主张。
（视频截图：当地时间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演讲重申“美国优先”。来源：央视网）
这种“挂羊头”与“卖狗肉”之间的落差，来自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美国的教训是把理想太绝对（不承认别国有自己的国情）、抬得太高（处处都要推行），但作为国家又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到自己利益，最终必然打到自己的脸。但其成功之处是，通过把外交贴上“自由”“民主”的标签，美国把自己也打造成“自由世界秩序”的领导人，并在这一秩序中得到了巨大红利。
总的来看，得益于“自由民主”这一概念本身的号召力以及美国自身真真假假的内外政策实践，美国的“品牌”维护还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在那些不是美国霸权政策直接影响、打击或祸害的地区或国家那里，如大部分东亚和那些非洲国家，以及那些与美国同根同源的欧洲，对美国的认同就比较高。即使是当前特朗普这样糟践美国的软实力，他们可能还是宁愿相信：等到换了总统，一个重新以“自由”、“民主”相号召的美国就会“王者归来”。
美国经验与教训给中国的一个启示是:我们也一定要有自己的“金字招牌”，而且其“含金量”、诚信度比美国还要高。毕竟，中国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而是一个将要也必定会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的国家。但如果自己不去主动树立积极的“品牌”形象，就会被反对者随意贴上各种标签（当前美国就是这样做的，如不断渲染中国“霸凌”、是“修正主义国家”等），其结果是不但不能够在国际社会中集聚起足够的认同与追随，而且会随着自身“块头”（实力）的不断壮大而让人恐惧。中国“块头”增长的整体趋势是无可置疑的，但其结果应该不是成长为让人恐惧的拳王泰森，而是具有足够亲和力的“小巨人”姚明。但让人担心的是，泰森这个“面具”别人就早为中国准备好了，但如何构建亲善“小巨人”的形象，好像还没有找到关键的切入口。
二．中国的“金字招牌”：仁爱
中国的“金字招牌”在哪里？我以为不过“仁爱”二字。首先，这是中国不因时代变易而变色的传统文化精髓，也一直是中国人最高精神追求所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二是在仍以强权为本质的国际关系中，仁义仍然是稀缺品，而这正是其价值所在。自由、民主的招牌虽然好，但一则西方国家早已“注册”，二则其这些概念本质上是“国内”概念。对强调大家都要模仿它的所谓“山巅之城”美国来说，一个“国内”概念应用到国际上与对外政策中丝毫不感到别扭，但对于传统上就坚持“只闻来说、不闻往教”，当前也坚持不搞意识形态输出的中国来说，在国际上使用“国内”概念作为国际“标识”是没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既然是对外的招牌，就要有对外的适用性。因此，一个纯粹的国内概念是不适合拿出来作为“金字招牌”的。而仁爱一词，不但适用于国内，也可以作为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指导哲学。
什么是仁爱呢？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历来解释众多。但归纳种种，其核心就是善待他人。正如《论语·颜渊》中所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至于如何去爱，是物质条件上的满足，还是精神上给予尊重？这个可以也应该由时代的变迁去决定。但无论何种爱，都肯定意味某种付出。古代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中，天朝上国坚持“厚往薄来”，批评者谓之好面子，但从另一面来看，事实上也是儒家仁爱思想的自然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际关系中，仁爱也可能是大国所倡导的对外关系哲学，因为以小国的资源与国力，是不可能经常跟人搞“厚往薄来”的，这是一个只有雄厚实力的大国才能有的奢侈品。
（图片说明：《论语》有着丰富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一个“仁”字，“仁而爱之”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来源：新华网）
仁爱外交能够为中国带来什么呢？古代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的虚荣已经过时了，但仁爱背后所包含的和平、互助、包容等却是新型国际秩序所必需的精神内核。相较本质上仍然强调弱肉强食、霸权竞争的“自由世界秩序”而言，这种新型国际秩序对助推中国崛起的意义是深刻而长远的。
当然，大国的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儒家也倡导爱有差等，即根据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去推行仁爱。墨家的“兼爱”思想之所以难以流传下来，就在于其过于理想主义，因为它主张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但事实上，一个人要平均地“兼爱”所有人是不可能的，不但精力上顾不过来，事实上也无必要。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像儒家倡导的那样去推行仁爱：首先必定是自己的至亲，然后才是一般亲友，最后才是全社会（国内社会）、全人类（包括国家的国民在内）、全世界（不但包括人类世界还有动物世界甚至是全生物界），事实上也就能够使人人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顾，也就实现了“兼爱”的目标。
可能也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仁爱思想强调的主要对象是对弱者，它也不倡导事实上也不需要对那些比自己强大或同等强大的对象推行仁爱，因为这些强者自身就有能力过得很好。所以儒家强调“事大以礼、字小以仁”，仁爱是对小国做的事，对那些实力比自己强大的人，按照公认的礼节对待他就好了。
三．仁爱思想与当前外交
所以，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一方面要倡导仁爱，在强权世界树立一面温暖的大旗，也为自己的崛起做好长久的秩序建设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确定爱的对象与边界，量力而行，有序而为。具体来说，注意以下四个方面尤其重要：
第一，要坚持义利分开，不能搞于利。儒家倡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发展到后来有人提出“喻义于利”的思想。其主观意图可能是倡导义利结合，也有利于用“义”去规范“利”。但在以“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喻义于利可能不再可行，因为它很容易造成义利不分的局面，或是顾及“义”而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则，要么就是要坚持市场经济规则而导致“义”的空心化，事实上就是彼此拖后腿。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如果喻义于利，其结果就是往往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其后果要么是自己亏损无法持续，要么就是说一套（“义”）做一套（“利”）被认为是虚伪。过去“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例子，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今后，中国对外交往一定要义利分开，把对外援助与正常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分开，前者是真正无偿的或优惠的，体现我们的仁爱，而后者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这一基础上，而且还要以为能（当然要遵纪守法）。当前，我们已建立国际合作发展署，专事对外援助，事实上就是向义利分开走出的第一步，但在实践中可能仍囿于传统、人力的原因而没有很好地落实，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对待小国要施爱有度。爱有差等的思想决定了其他国家及其国民只是我国政府施仁爱的最外围对象（除了生物世界外），我想这一点其他国家也能够理解。每个国家都应该对自己的子民负责，“人不独亲其亲”的大同社会至少在人类很长时期内都只是一个乌托邦，“各亲其亲”的“小康”世界才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基于此，我们也应该在自己国力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合理的援助额度，然后将此额度视各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配。既然要施爱有度，也要更加强调“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因为天天给“鱼”是给不过来的。当前我们帮发展中国家搞了不少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方向是好的，就是要更加注意符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如果当地的河里没有鱼，或只有很少的鱼，或是只有某些特定种类的鱼，一些不相关的渔具或是捕鱼方法送得或教得再多也没用。
第三，对待大国要据礼相待。也就是说，在与大国的交往过程中，不必要也不能够按照对待小国搞施恩惠的那一套。一是对方根本不在乎，即使对方有的政客需要，但整个国家是不可能很在乎的，更不可能因此对你感恩戴德。二是从形象上讲，施恩惠给小国是仁爱，给大国则更像是在塞贿赂，道德上无论怎么也高大不起来。因此，对待大国就根据当前国际通行规则来办事即可。如果对方不按规则来，如当前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那么中国就要去争取大多数国家都来维护规则，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担当起规则维护者、建设者的角色，如主动推进世界贸易体制的改革以规制美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独断专行、滥施制裁的行为，必要时也可以以对等的手段进行反制。只有学会并善于与大国进行规则斗争，才能不但维护好自己的利益，而且树立起一个新兴大国应有的道德形象。
（视频截图：2018年11月23日，中方提出世贸组织改革原则主张。来源：央视网）
第四，面对国际危机要敢于担当作为。仁爱外交应有平时与危机之分，平时可以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但一旦国际社会面临重大危机，就需要大国敢于站出来，采取一些重大的救急救难行动。子曰：仁者必有勇。这里的勇当然也包括在危难时刻舍身而出的意思，否则国际社会就会对你的仁爱抱有怀疑。当前的新冠疫情就呼吁中国在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抗疫复工以及进一步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有更多的新倡议与新作为。这方面，我们要把对美的理性斗争与对世界承担责任区分开来。面对特朗普政府的疯狂打压，一方面不要意气用事，自以为国力到了可以与美国拼一拼的地步；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度萎缩，认为这时“多出头”似乎就会破坏理性对美斗争大局。中国的世界里不只有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政策考虑上超越美国，才能在战略博弈中克服美国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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