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的形象与诗情
编辑：admin 日期：2018-11-24 12:07:38 / 人气：
樊锦诗，多年来一直享有“敦煌女儿”的美誉。这不单单源于她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代领导，主持人类遗产敦煌石窟的在地保护、研究和宣传，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敦煌学人用自己半个世纪的坚守和创造，持续拓展前代学者的工作，用数字化敦煌让这份民族遗产真正实现了为世界所共享。当23年前我在敦煌研究院进行两个月的毕业实习时，近距离见识了真实的敦煌，也近距离见识了真实的樊锦诗院长。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次晚上和她请教畅谈以后，在没有灯的小路上，她拉着我走回住处，她说自己闭着眼都可以认得从办公室到住处的路。当时的我能够感触到黑暗中两人行走的这条小道，是她半个世纪的反复行走与坚守所致。感动，至今因这条路而延续，这也是观赏沪剧《敦煌女儿》时我作为观众能够眼含泪水的原因。
众所周知，现实题材创作很难，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舞台创作很难，而像樊锦诗这样的学术家实现舞台形象化和艺术化更难。当前的现实题材创作囿于现实生活的琐碎与艺术创作的功利，往往会在政策宣教、现实粉饰中，让舞台再现缺乏真正的现实关怀和生活依据；特别是面对真人真事的原型故事，往往会在艺术想象、戏剧表达中，缺少足够的审美意趣和情节构成。加之中国戏曲在塑造学者、思想者等文化精英群体时，更加掣肘于戏曲艺术体系的表现力，而难以呈现这类人群的整体质感。沪剧《敦煌女儿》挑战的是现实题材的选题，挑战的是真人真事的提炼，挑战的是学术家形象的塑造，而能够让观众感动，也证明了这部戏在挑战创作流弊时的艺术突破和艺术成绩。
《敦煌女儿》面对的是在文化界享有盛名的樊锦诗，但是对于进入剧场的社会公众而言，却需要在两个小时的舞台容量中，要充分展示清楚樊锦诗这个现实人物真实的生命状态，因此戏剧创作需要解答一部作品的创作核心：樊锦诗到底是怎样的人？该剧紧扣着一句台词“你懂我”，展开描述樊锦诗半个世纪的生活和情感。“懂”，即理解，就是要理解樊锦诗的学者身份，理解樊锦诗的人生经历，甚至理解樊锦诗的单纯与冷峻和她生活的枯燥与平静，当然更要理解樊锦诗及其学术团体的幸与不幸。该剧用“回眸望”的倒叙方式，构建了心理时空中的樊锦诗与她的知音伯乐、敦煌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常书鸿，通过工作因缘注定相识、人生宿命终归共聚的工作经历，以此呈现出几代学者在职业传续中的学人情感和文化情怀；而且也构建了在历史时空中的樊锦诗与她的爱人彭金章，通过两地分离而情通一心、夫妻相约而魂归一处的特殊家庭生活，以此呈现出一位学者在生活经历中的女性情感和生命体验。樊锦诗的工作环境是处于戈壁荒漠中的敦煌石窟，樊锦诗的家庭空间是处于夫妻两地分隔的情感遥寄，因此，樊锦诗和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她的生活状态趋于常态化的平静。应该说，这样平静的状态是难得有戏曲创作所必需的情节、冲突、矛盾等要素的。但是创作者以“你懂我”的创作原则，从樊锦诗单纯的人生中，通过她与常书鸿、彭金章来透视她对工作和情感的理解与选择，进而从樊锦诗在“文革”和世纪初两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来透视她与敦煌结下的生命承诺。观众在创作者解剖“懂”的情感、心理和思想底蕴时，也深深地懂得了这位女性学者在半个世纪的敦煌坚守中所呈现出的热情和伟大。
该剧用戏曲创作中最常见的情节“三击掌”，描摹兴致勃勃的樊锦诗在开始职业生涯时，基于学者同行的质疑、工作环境的恶劣、领导的考验而具有的憧憬、徘徊、畏惧、坚定等情感体验。特别是通过这个关目，让樊锦诗的个体生命与敦煌这个文化历史宝库得以绑定交融，由此引带出常书鸿与樊锦诗两代人遭际迥异的情感生活，凸显出学者生活的苦难与欢乐，当然也凸显出学术事业的神圣与理想。在《当晚，莫高窟小石屋》一场戏中，创作者让人物外在的生活情节线索与内心的情感体验线索彼此交织，前者设定了常书鸿等众人因打赌而守在屋外喝酒下棋，以此考察樊锦诗的职业定力；后者设定了樊锦诗在陌生的环境中，对着爱人照片流露个人的情感皈依，以此强化樊锦诗的职业热情。在极富张力的场面对比中，用暗夜里“一双绿眼睛”引发的恐惧和“九层楼的风铃”的召唤，激发起对峙双方共通的文化情怀，同时用幽默的悬念设置来突出两代人的生命阅历差异和单调的学术生活中的趣味。前两场戏在表达樊锦诗坚定地选择驻守敦煌后，聚焦樊锦诗在工作与情感间的抉择，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场情感戏中的樊锦诗虽然都处在选择的困扰中，但却呈现出了更富人情的个性风采。如在第三场中面对丈夫摊开的请调报告，她犹豫许久，毅然选择婚姻家庭，“眼前遗憾顺手丢，遗憾终生悔不休；新婚再要长别后，深恐幸福难到头”，这种对敦煌的放弃正是一个学者女性本真的生存状态之一斑。在第四场中面对孩子无人照管，夫妻争执，执拗的樊锦诗甚至“强词夺理还气壮，事到如今偏逞强，全然没有当年样”，这种面对丈夫突然责问而爆发出的“不可爱”正是一个职业女性的生活状态之一斑。在两场真实生动的生活场面中，樊锦诗率真的性格情态与执着的事业追求，彭金章沉稳的个性气质与大度生活选择，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两位敦煌学者在共同的学术理想中为了事业与文化而秉持的生活态度。这正成为该剧贴近生活、取用生活而又真正实现概括生活、升华生活的艺术目标。四场戏聚焦着樊锦诗的去与留、弃与选，从这位女性最普通的静态生活中提炼成了舞台艺术所必需的情感抒怀与情节刻画，当然通过主要的三个人物结构，呈现出了敦煌学者恪守风沙大漠的集体形象，由此书写了一代人的“无悔青春”，也真正显示着当代中国人“新史诗”的具体创造。
该剧二度创作强化了学者人生所必具的“枯寂”与“神圣”，用敦煌石窟最典型的覆斗顶形窟，建构成稳定的舞台意象，来呈现樊锦诗近乎单调朴素的生命常态，同时用纯粹的光影色彩来突出樊锦诗在不同时间跨度中的情感体验，渲染半个世纪以来一个人生命里恒定的文化定力。由于剧作的最后两场戏没有从现实生活中抽绎有代表性的情节冲突，因此，充分发挥该剧注重清雅风格的文学抒情，让主人公在个人独白中传达不同时代给予自己的理想抒发。该剧第五场描摹在“文革”期间敦煌学者对石窟的生命护卫，选用了沪剧最具抒情的“赋子板”，自由地让樊锦诗用讲故事的方式，展现严峻环境中对于敦煌历史的回溯和理解，传统板式与交响配乐完美配合，表达了樊锦诗诗意化的生命特质。由此规避了艺术创作领域的难题禁区和现实生活的琐碎平庸，将现实题材创造出厚重的诗乐境界。
在这部戏里可以看到导演张曼君成熟的现代戏编创创作手法，剧中清晰地具有了张导作品中常见的时空变化、歌队舞队、心灵呼应，以及至简至纯的视觉审美，但几乎不见手段搬用的痕迹，这种通适性的手段正是现代戏乃至现实题材创作打通戏曲程式性与新歌舞理念的重要实践。最令人赞叹的是茅善玉的演唱艺术，在葆有金嗓子的艺术水准上，用声音将樊锦诗诗性人生细腻写真出来，规避了文本在塑造单纯人物所出现的简单化，让真人真事具有了鲜活的音乐形象。
《敦煌女儿》还可以在极简意境的塑造上继续提升，避免多余的舞台道具带来的凌乱，同时应加强舞台道具的意象化和更加自由的艺术表达。对于将现代话剧与申曲音乐融合而成的沪剧而言，从来不排斥现代元素的进入，主创团队对于樊锦诗的艺术提炼，显然让一个生活原型具有了艺术形象的魅力，也让属于她的现实生活具有了现代质感和诗化特征，这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成功。这些成功的艺术挑战，更值得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得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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